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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好，盖棺论定。但是秦桧在南宋王朝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定性为奸臣，没多久又发生了反转。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秦桧从权臣到奸臣的判定过程吧。

公元1155年，也就是南宋绍兴25年，秦桧亲自策划制造了冤案，涉及众多重臣，其中包括张浚，共有53人入狱。案件审理定性以后，秦桧就病重，连提笔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宋高宗亲临秦府，看望秦桧。此时秦桧已经不能言语，只是流泪而已。秦桧的儿子秦熺可没有他爹的心眼，居然上前请求由自己接替老爹的宰相之位。

宋高宗冷冷的说了一句：此事卿不当与。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用不着你去掺和。

回宫以后，宋高宗直接下旨，让翰林学士起草让秦桧与秦熺退休的文书。秦熺仗着父亲的威风神气了这么多年，怎么甘心退休养老，他让儿子秦埙和党羽们到宋高宗跟前去说情。

结果宋高宗没过几天，干脆直接明升暗降，把秦桧和秦熺加封了虚衔官职，让他们致仕退休。接到旨意，秦桧明白大势已去，当晚就一命呜呼。

秦桧享年66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也算是高寿了。尽管宋高宗在秦桧死后，说，从此我不用在靴子里藏着匕首，成天心惊胆战的了。

可是，对于秦桧，他还是给予了无上的荣光，追封秦桧为申王，谥号忠献。

可别小瞧忠献这两个字，古人对谥号非常重视，因为谥号就代表着对一个人的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面就记载说：大臣谥号最好的有两种：

第一种，功高盖世，称之为忠献，第二种，德高望重，称之为文正。

大宋三百年间，能够获得忠献谥号的，总共不过四个人而已。

谥号忠献的有：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出将入相的韩琦，中兴名相张浚，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这第四个人，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岳飞的秦桧。

在宋高宗的眼里，秦桧的功劳到底在哪里呢？还不是他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划江而治的宋金议和吗？

不然，就算是秦桧去世，秦党还盘踞朝堂，宋高宗有所担心，不得不给秦桧一个好谥号，大可以用文正，完全说得过去。

这忠献二字，彻底暴露了宋高宗对秦桧的态度。秦桧是权臣不假，宋高宗并不是昏君，他重用秦桧，完全是因为他们之间相同的政治外交策略。

秦桧去世之后52年，宋宁宗任用韩侂胄，准备兴兵北伐。出于号召民众的目的，公元1207年的4月，秦桧被剥夺申王王爵，谥号改为谬丑。

这个谥号就是恶谥了。可惜的是，韩侂胄北伐失败，刚刚转过年来，宋金议和，秦桧的王爵和忠献的谥号被重新恢复。

也就是说，在南宋政坛上，秦桧被定性为奸臣，时间短得还不到一年。一直到南宋灭亡，元朝修史，秦桧被列入奸臣传。至此，秦桧才终于被定性为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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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年，宋朝闹饥荒，粮商趁机涨价，从90文一斗涨到120文，范仲淹不仅不让他们降价，还说：“米价要再涨一涨”，米价直接涨到150文。可此举却帮着百姓们度过饥荒，百姓们都称赞：“范仲淹是一个好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何抬高米价反而让百姓获益了呢？

当时江浙一代发生饥荒，宋仁宗派遣浙西都督范仲淹到当地就在。范仲淹一边打开粮仓，一边向宋仁宗请求粮草赈灾，救助了一段时间之后，灾民越来越多，粮食根本就供应不过来。

粮商们有趁机哄抬米价，大米从90文一斤涨到120文一斤，看到这个现象，强行降价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也不能答应，所以为了一招制敌。范仲淹不仅不让粮商降价，他反而继续抬升米价，直接升到了150文。

他也不再管理赈灾的事情，反而四处结交富商乡贵，带着他们四处玩耍，经常举办各种宴会和活动，邀请他们参加；除此之外，他还四处去拜访寺庙；他还趁着这个机会，大修土木，他的衙署都给翻新了一遍。

百姓们看不懂范仲淹的操作，都在骂他：“当初先天下之忧为忧的范仲淹到底去哪里了？”朝中看不惯他的大臣，都在写奏折说他的坏话。

其实，大家都误会范仲淹了。原来，他举办宴会让富人去玩，并不是为了巴结他们，而是让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开始消费，百姓们可以在哪里摆摊就能有一笔收入，可以赚钱去买米；

他去参观寺庙，就是劝主持：“灾荒年间，工价低廉，便可以重新翻修一下寺庙。”寺庙招工，那么就能解决一部人的工作问题，他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得到一点钱。至于衙门重修，也是这个道理，提供工作机会。

通过“以工代赈”确实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人吃饭的压力。

完成这些后，范仲淹又基础提高米价，他把米价提高到180文一斗，范仲淹还放出风声，将来还会提高到200文。听到这个消息，江浙之外的很多商人看到这里的米价这么高，于是，纷纷带着大米来到这里。

等到商人们都往这里江浙涌入，范仲淹就让打开粮仓，赈济百姓。这下子，因为商人的涌入，大米根本不缺，反而多了起来。因为官家赈灾，百姓们也不用买米，他们的粮食堆放需要交纳仓库费和管理费，而且堆久了，还会坏。

无奈之下，他们都纷纷降价出售大米，所以米价反而一下子就跌落到80文，比之前都要便宜。老百姓买得起大米了，范仲淹也顺道补充了管家的粮仓。

当时江浙的灾情都很严重，发生了很多事，可是范仲淹的这一番操作，顺利赈灾，还让百姓们过上了好日子。

之前骂范仲淹的人，都在称赞他：“范仲淹真是一个好官！”

范仲淹确实也做到了，当年他做到了幼时的梦想：“不为良医，便为良相”。

赈灾可以说历来都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并不是领到银子就可以办事的，毕竟中间还会有很多的弯弯绕绕和重重阻碍，但是每一次范仲淹都可以迎难而上，把事情办好。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得宋仁宗的器重，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一品文官，相当于副宰相。

范仲淹确实有才华，但是常常会因为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1043年，他发起了“庆历新政”，新政一开始必然会动了旧派势力的蛋糕，自然会遭到反噬，他首当其冲被贬出京。1052年，他去世在任上，被追封楚国公，谥号“文正”。

虽然范仲淹离开了，但是他的著作《范文正公集》却流传下来，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故事，也可以像他学习。

可是宋朝距离现在将近有1000年的时光，就算保存的再好，《范文正公集》的古本的破损已经很严重。

虽然破损无法避免，如何补救就是关键。

作为《范文正公文集》古籍修复师的商红岩表示压力很大，《范文正公文集》有四册，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修复了三册，第四册的破损情况更加严重，不过她跟着老师学习了完美度更高的压平手法，她相信第四册的修复可以做得更好。

一个古籍修复师一天最多只能修复一到两页的古籍，现在需要修复的古籍高达1000多万册，古籍修复师只有1000多名，所以工作量的庞大可想而知。

而且古籍修复也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都不用说话的工作，需要的就是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工作，而且工资水平只属于中下，所以这需要耐得住寂寞。

但修复古籍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修复古籍需要做到的就是复原和保存。

不同时期、产地、出土的书籍，采用的纸张、书写装订方式的方式都不同，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就需要自己“造纸”，在原有纸张的程度上做旧、浸水、火烤、重熔等等，都是需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去做的，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很有趣。

修复古籍时需要参考文献，对破损的内容进行贴合，修复一本书，等于看到了书籍的前世今生，作者故事，以及作者所处朝代的文化风貌。

字节跳动成立修复古籍的专项基金项目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了资金的辅助会让更多的古籍得到修复，古籍能够留下来，就是文化的传承。通过抖音的传播，我们可以知道古籍修复本后的故事，潜移默化中就在接受了传统文化，寓教于乐，也很不错。#年轻人做古籍修复师是好选择吗#

古代大臣们的谥号等级

宋朝以后文臣以“文正”谥号为最高，武将在宋朝时以 “武忠”为最高，明朝时以“武宁”为最高。

文武通用的谥号中以“忠武”为最高。

不过宋代以后重文抑武，武将也以能获得“忠武”这一文武通用的谥号为荣。

所以说，宋代以后的大臣，如果文臣死后能获谥“文正”，武将能获谥“忠武”，就是朝廷对他们一生功绩的最高认可和褒奖了。

七绝 包拯(新韵)

文/郎希武

执法为民肝胆垂，铡刀一横惩奸贼。

官家休怪臣心恨，文正生来脸就黑。

注:官家，宋朝臣对皇帝的称呼。

文正，包拯的字，包文正。

古代文武大臣的谥号知多少

文臣谥号中，唐宋时期的最高谥号为单字“文”，宋朝之后以“文正”为最高；

武将谥号中，宋朝武官谥号最高为“武忠”，明朝最高等级为“武宁”；

文武通用谥号中，“忠武”二字级别最高。

文能谥“文正” ，武能谥“忠武”，算是最高荣誉了。

谥号与文正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谈的“文正”是古代的谥号。谥号的意义在于给人盖棺定论，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一生作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表达褒贬哀愤的态度。

而“文正”一词，是自北宋司马光提出：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以后，便成为了一个皇帝不会轻易与人的谥号。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厉害呢？

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正：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守道不移曰正。（《逸周书·谥法解》）

自北宋真正将文官集团提到统治阶级的最主要地位以后，文官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完全体现在这两个字的释义上。历来对于人臣的要求无非德才兼备，“正”是德，“文”是才，能够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则应当是当朝德才兼备者中最卓越者。

而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明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加起来应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说，能够得一“文”字，这些人个个都是饱读经纶，能文能诗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论一个高下的话，从我们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两个标准来评判，首先要学识渊博、善于经纶才能称“文”，即要以儒家文化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时达广求深，而且还要将其运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绩；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竞争了，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集团在对汉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逊一筹。

而宋明之间，宋朝范仲淹、司马光可为代表，明朝则无非方孝孺、李东阳可在名气上勉强相应。

范仲淹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初的时候引导了散文的文风革新，其《岳阳楼记》堪称宋代散文写景妙笔与议事、抒情结合的典范，从明清《古文观止》到今日义务教育的课本里，没读书人能不学它；其诗词从政治抱负到吟咏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频出脍炙人口的名句，随手一拈“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就在后来《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里尚存倩影。

司马光则更不必多说，只消经他手主持编纂，亲自发凡起例删削定稿的那部——中国最大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可当得起“文”这个字。

而方孝孺和李东阳在学术上确实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气度与司马光宏伟丰赡的史笔。方孝孺出名于善发议论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诛十族；李东阳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诗集，主持文坛，但明朝的文坛却不可与北宋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具在，难以“主持”的文坛相比。

“文”者之极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气的格局，由此最终提名范仲淹与司马光。

这两位又如何担这个“正”字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作为也极堪称道：先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后因此遭贬，也仍于地方政绩卓然，造福所至之处；军事上采用积极防御思想，使西夏与北宋得以和平相处，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义学兴办，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较之下，司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后，而王安石推行过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于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盘否定并废除，而且对变法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且自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斗损耗了相当的国力，对于西夏仍采用妥协政策。两人虽然私德上都堪称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马光在国事上消极守旧，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谓名副其实。而有争议则无非是这与两字不配位。而诸多“文正”之中有文论高于一时者，有殉节成仁出名者，有经国济世建功立业者，甚至包括单因身份为帝师者；但只有一郑居中，是“举进士后以贵妃之从兄弟相标榜”来获得要职的。

此人于宋史记载中，几无文集诗作之成就。虽说他也是考中进士来的，但于诸“文正”而言，中进士恐怕只是一个门槛罢了。而此人与后宫勾结以后，为迎合帝意与争夺权力先是串通他人攻击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复相，后来掺和在政斗之中，最终暴毙而亡。

一无立言之功，配不上一个“文”字；二无为国为民之建树，政治手段阴暗，配不上一个“正”字，谥号“文正”自然被当世乃至后世侧目。

“文正”在历来读书人眼里分量极重，也不免是因为得此谥号意味着将与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一干硕儒比肩。

即便当代没有谥号，但历史对人的评价始终存在。卓越难得，但敬精工钻研之人，远德不配位之辈。

谥号与庙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贯穿着历史的长河，庙号主要是皇帝驾崩后在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今天单独说说谥号，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算是对此人盖棺定论。起源于西周早期，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跳湖自尽带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谥号：“忠悫（que）”。

在古代封建社会，尤其是唐朝以后，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皇帝一般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谥号给人，各朝各代能得到文正谥号的人，简直凤毛麟角，但是如果一旦拥有了这个称号，简直可以得到读书人的敬仰及光宗耀祖的超高荣誉。

魏征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文贞”的名臣。

北宋承唐,到宋仁宗的时候，为了避讳(宋仁宗叫赵祯，古代最好皇帝之一，驾崩时宋辽百姓皆哭)，文贞才改为文正，后来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文正”以后被顺理成章的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开创了一谥难求的局面。北宋得到文正谥号的最有名的就是司马光和范仲淹，整个北宋也不过寥若晨星。

南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陈康伯，绝无仅有。

元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

明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在即将去世之际，得知自己死后将得到“文正”谥号，竟然喜极而泣。有此可见文正谥号在古代文臣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刘墉的父亲）、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晚清中兴之臣）、李鸿藻（和李鸿章没有半毛线关系，甚至是死对头）、孙家鼐（北京大学的创办者）八人。

当然谥号武将同样也是有的，文臣一般使用文字开头，武将一般使用武字开头。武将荣誉最高的谥号是“忠武”，还有以忠字开头的谥号，属于文武大臣通用。比如诸葛亮被赐谥号忠武侯，岳飞先谥“武穆”，后谥“忠武，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被赐谥忠武等等。

古代获得谥号的人都是对国家有贡献之人，如果再能获得最高荣誉奖，那简直就是难上加难了。

范仲淹去世后，谥号“文正”，王安石去世后，谥号“文”。很多人说宋朝“文正”是文官谥号之最，王安石的单谥“文”要逊色很多，这个说法我是不赞同的。

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范仲淹主导了庆历新政，仅仅历时一年多，以失败告终，范仲淹的最高官职是副宰相，去世后，加赠兵部尚书。

王安石主导了熙宁变法，历时17年之久，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的最高官职是宰相。去世后，获赠太傅，得以配享神宗庙庭。

怎么看，范仲淹比起王安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因此，王安石的这个谥号“文”肯定要比范仲淹的“文正”有份量！

古代文人最高的谥号——文正，整个历史上只有27位，其中宋朝9位，元朝6位，明朝4位，清朝8位，其中包含了北宋的名臣范仲淹，大家最为熟悉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更是让大家非常熟悉，而范仲淹谥号文正，他主导的庆历新政，影响了北宋上百年的时间。范仲淹死后，安葬在洛阳市南郊的万安山南麓，如今他的墓园仍在，如果你从郑州开车走郑少洛高速，在到洛阳界之后的北侧，能看到一座雕像，就是范文正的雕像，在雕像之后就是范园，安葬着范仲淹和他的母亲以及儿子和部分后代。范园中建有范氏祠堂。现在范园是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人削尖了脑袋抢的文正谥号”。 究竟有多牛逼？”“文正”盛名之下，出的名人名臣绝不止范公一人。

王旦、王曾、司马光、或是更早的魏征、宋璟、李昉等人，哪个不为历代文人推崇效仿？

名人多，而且没出过秦侩这种老鼠屎，自然会被后世推崇。（夏竦原本议为文正，被司马光强谏开除了；李东阳只是有些名不副实，都被拿来大肆嘲讽一番）

到明清以后，“文正”就成了官方认定的文臣最高谥号——有了中央的首肯，那当然top1是跑不了了。

其实历史上，像文正这样，初时并不显眼，因为出了名人而水涨船高的谥号有很多。

譬如诸葛武侯的“忠武”，在东汉，实在看不出这谥号有什么超然之处。

可是孔明用了、后来杨业、岳飞、韩世忠都用了，这就成了一个后人（尤其是武将）挤破头都想抢的谥号了。

和诸葛武侯比肩、与岳王同尊，这样的荣耀谁不眼馋？

至于曾经无比辉煌，后来默默无闻了的谥号也有。

像前面提到的“忠献”，赵普韩琦之功业，在北宋是震硕世人，到了后世，就未免失色（我很多同学压根不知道韩琦是谁……捂脸）。又出了秦侩这种不上道的，两宋之后，这个谥号基本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比如有人提到东晋王导所谥“文献”，也是极美之谥。比较倒霉的是两宋之时出了bug，宋太祖给僖祖追谥“文献皇帝”，于是后来这个谥号成了禁忌，谁也不能用（夏竦、欧阳修都议过这个谥号，都被驳回；夏竦最惨，文献改文正，又被司马光一顿嘲讽，再次驳回，最后才得谥文庄）。整个两宋没有毕业生，于是等到后来，禁忌解除，也就再也没人记得这个谥号了。

综上，谥号这个东西，和得谥之人，真的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个谥号为什么牛逼？一定是因为用这个谥号的人牛逼啊

最后单独说明一下，很多答主提到单字谥和双字谥哪个更高的问题。明清以前，这个事真的是完全没有定论的（明清之后单字谥双字谥有定制，不混用，也就无所谓高下了）。

单字谥“文”高吗？

当然高！韩愈、朱熹都是单字谥文。

可是同样单字谥“文”，杨亿就非常不爽。他的学生请求加一字改谥“文忠”，被驳回。后人议论说“杨亿巨儒，既谥曰文，议欲加一忠字竟不之与”，也是惋惜。

欧阳修初议谥号单字“文”，后来为了进一步褒赞，改成了“文忠”（议文献被驳回，改文忠）

王洙曾被赐单字谥“文”（“九月甲戌朔，洙卒，赐谥曰文”），后被御史劝谏，未成。（你们认识王洙是谁吗？我猜没人认识）

王安石的单字“文”一直争议极大，不表。

综合起来，单字“文”其实是个鱼龙混杂的体系，有极优秀的，有不那么靠谱的，推崇者认为谥中极美，top1无疑，吃瓜群众也有人认为一般般没啥意思的。

就这样。

在北宋的谥号体系里，单字谥少，但是并非没有。

孙奭谥单字宣，余靖谥单字襄，李兑谥单字庄，但是官位与评价都不算很高。

宰执级的高官里，除了王安石谥单字文，还有钱惟演谥单字思（初议文墨，后改思，后改文僖），和陈执中谥单字恭（初议忠惠，后改荣灵，后改恭）——这俩谥号说实话，都比较糟糕，而且争议巨大。

整体而言，在北宋谥号体系里，单字谥少，并且整体不如双字谥。“文”是个特例，较为超然（超然的原因是北宋人也知道韩愈、李翱等谥单字“文”，也推崇这些人），但也特别超然不到哪里去。

除了王安石谥单字文比较特殊以外，从欧阳修、杨亿、甚至王洙的情况看，北宋应该倾向于给文学巨儒、并且是文学方面过于突出，其他方面建树不明显，加个什么字都狗尾续貂的人物谥单字“文”的。

南宋的情况不清楚，也许是不一样的。其实每朝每代、甚至每朝的早期和后期，情况都有可能不一样。

北宋的情况，个人觉得其实基本可以代表早期谥法系统的情况了——也就是，谥号虽有高下的议论，但定谥最先参考的还是谥法的本意，而不是一二三四论资排辈。哪个字真的能概括被谥者的生平，最贴近谥法原意，就用那个字。

而平级的若干差不多的谥号，并没有准确的排行。（如果有先期的名人用过的谥号，可能会抢手一点；比如司马光那么喜欢文正，也和他推崇范仲淹分不开）。

其实这才比较靠谱，比较接近谥法的本意。

明清以前，争哪个谥号最好，哪个比哪个高，是没太大意义的事情。明清之后，当然也就不用争了。—————————————————————————————————————

补充：

既然有人提了，我觉得还是说一下好吧。

谥号“文正”的，除了查一下百度经常能查到的那些人以外，仅宋朝，还能查到的包括以下几人：

陈康伯，郑居中，蔡卞。

陈康伯没有问题，昭勋阁二十四功臣，配享太庙，论功绩、论人品，绝对配得起“文正”二字。（而且实际上陈康伯是得配太庙之荣的时候才由文恭改谥文正的）。

郑居中就稍显尴尬。毕竟是裙带关系起家的，还曾依附蔡京（后来反目了）。如按后来“文正为第一等谥号”的评价，就会显得勉强。

蔡卞就……更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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